条理法解决的是一部法律的方向、品格和功能问题。
[14]例如，江南某县搞区域经济开发，由于规划不合理、程序不规范、补偿标准低等原因，开发区范围内的被拆迁居民纷纷将主管行政机关起诉到县法院。给付判决需要以行政行为的撤销或者确认为前提的，人民法院应先作出撤销判决或者确认判决。
在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则是通过受案范围的宽松化来解决的，例如，德国以公法争议为标准，日本以法律上的争议为标准，我国台湾地区以公法上之争议为标准。人民法院审理裁定的上诉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一个月内作出终审裁定。第三，被告为县级人民政府或与其级别相当的行政机关的案件。一是提高执行罚款的额度，建议将这一处罚额度提高到按日处500元至1000元。院长担任审判长时的回避，由审判委员会决定。
原告提供的证明被诉行政行为违法的证据不成立的，不免除被告提供该行政行为合法的证据的责任。第四条【基本概念释义】本法所称的公民，是指行政诉讼活动中的一方当事人，包括中国公民、法人、非法人组织，以及特定条件下适用的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无国籍人、非中国的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有的认为，中国宪法是没有稳定性的，只是政治纲领，不具有法律特征。
这一点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早就指出了，这也得到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认可。法治首先是规则之治，不尊重宪法就不可能有法治。[10]参见赵万一：从民法与宪法关系的视角谈我国民法典制订的基本理念与基本架构，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1期。二是分工基础上的负责，意味着三机关要在各自权力范围内承担宪法和法律责任，权力的范围是有限的。
就国家统一而言，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依据各自的基本法实现了平稳过渡。四、宪法文本变迁中国历史上究竟有多少宪法文本？中国历史上的宪法文本，从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开始到今天有很多文本。
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全国人大的常设机关。根据法治国家发展的实际，未来的宪法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是逐步完善宪法监督机构，强化宪法实施监督的实效性，及时有效地纠正违宪行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所说的宪法是价值、文本、文化与现实的统一体，而价值的优先选择是思考文本问题的出发点。3.要认真对待宪法文本、积极对待宪法解释的作用，是我们迎接解释时代的基本要求。
感谢厦门大学法学院王建学助理教授提供宝贵资料。当时，研究了1954年宪法，认为这部宪法虽然有的条文已经过时，但它所规定的基本原则是比较适宜的。在这种情况下，有适当的质疑是必要的，但我们不能要求学生首先怀疑我们的法律条文，尤其是怀疑自己国家的宪法。宪法作为一种文化产物，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以及一个时代的特征，是国家意志、民族精神以及时代特征的集中体现。
我们要充分肯定82宪法30年来的取得的成就，不能对自己国家宪法太苛刻，要从历史、客观而理性的视角评价其功能与局限性，积极发挥宪法作为根本法和最高法所带来的凝聚社会共识的功能，认真总结82宪法的经验与教训，推动依宪治国的进程。比如，国家、民族、社会、种族，作为一个组别类型化以后，我们可以看出国家和社会在宪法文本中的不同价值表达，文本中什么时候用国家？什么时候用社会？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国家和社会是并列的？这里的社会到底指什么？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个国家在文本中到底是什么含义？什么时候指国家机关？什么时候指国家共同体？什么时候指的是与地方或者社会相对而言的国家？解释方法都不一样。
[1] 百年后的今天，重新思考和反思中国宪法文本变迁历史是有意义的。我国宪法是在世界宪法发展的总体背景中存在与发展的，无法脱离世界性的背景。
一些学者认为这里的法律不包括宪法，法院不能依照宪法。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条文，这是宪法价值的具体规范的表述。就新中国的宪法而言，我们可以看到，从《共同纲领》到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1979年、1980年两次修改到1982年宪法四次修改后发展到今天，我国宪法文本经历了长期演变过程。从长远来看，有必要建立宪法解释的程序，扩大宪法解释的运用范围，使宪法解释成为调整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关系的基本形式。（参见人民法院、人民检察署、人民监察委员会的分工和关系问题，载《人民日报》1951年3月30日。30年来，在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82宪法成为国家与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它奠定了国家治理的正当性基础，确立了国家与社会的价值观，推动了我国的改革开放，也向国际社会宣示我国主权和国家政权的合法性。
因此，学习与研究宪法不能过分的追求一种激进、改革的立场，应该保持适度的保守。比如，从宪法基本原则的变化看。
没有共识的社会是零散的、冷漠的、可怕的，也是没有前途的，而宪法实施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途径。宪法文本既体现了不同文化的差别或者说冲突，但同时体现了共同性，比如在保护人权、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建构适合本国国情的国家机构等方面，各个国家具有一定的共性。
[7]可参见韩大元：中国宪法文本上农民条款的规范分析——以农民报考国家公务员权利为例，《北方法学》，2007年第1期。它强调的是，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不得和全国人大的法律相抵触，突出了国家法制统一的重要性。
近年来，还有一种现象是依法治国理念的口号化、地方化的现象，如一些地方政府自己制定行政程序方面的规则，不通过民意代表机关，理由包括通过代表机关效率低等。1980年8月，中共中央向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以之作为重建社会共识的基础。[3]围绕宪法文本而展开的法律实证主义与社会实证主义宪法学的争论问题，参见郑贤君如何对待宪法文本？，《浙江学刊》2006年第6期。[14]（六）建立尊重宪法文本的文化经过30年的宪法实践，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宪法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更加关注宪法发展的未来，期待通过宪法实现并维护美好和谐的生活。
在1869年Texas v.White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判决书中细致分析了国家（State）一词在宪法中的不同含义。从文本的规定看，全国人大常委会不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比如，人权只出现了一次，但能说明我国的国家价值观。另外，《宪法》第126条中的依据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这个依照法律如何理解？其中的法律一语中是否包括宪法？人民法院依法行使审判权时能不能依照宪法？要看这个条文如何解释。
特别是，阿拉伯世界经历了深刻的宪政危机，宪法文本面临着新的挑战与变化。只有职责明确，相互之间既不越位，也不缺位，各个机关才能够在相对独立的环境中发挥功能。
随着社会的变革，宪法需要确立完善的适应社会变化的应变机制，灵活地运用宪法修改、宪法解释等手段，进一步强化宪法的社会适应性，强化宪法的社会调整功能。中国宪法发展六十多年， 最大的教训之一就是，现实改革的力量过于强大，规范的力量过于渺小，常常是规范让位于现实。我们应当善于利用外国宪法这些比较法材料，合理借鉴而不盲目排外或一味盲从，以推动中国宪法的发展。社会一词在文本中的含义是不确定的，可以从收益权主体、与国家向对应、社会主体等不同角度进行解释。
在国外的宪法学研究中，宪法文本主义是具有学术传统的流派，同时也是基本的宪法学研究方法之一。阶级意义上的农民主要是从国家政权性质与社会结构意义上讲的，表现其政权基础的重要地位。
（二）对宪法文本的不同评价对于82宪法本文，学术界以及各界存在不同的评价，形成不同的态度，举其荦荦大端者，可分为肯定说和否定说，其中二者之中有分别存在若干不同的立场，具体可图示如下。历史是最好的宪法老师。
没有修改、没有解释之前，任何人都不能超越它。有的认为，宪法具有最高效力，但仍有不足，需要修改，这是相对折中的观点。